马戛尔尼来华

摘抄

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,也知三跪九叩首必成问题,所以对徵瑞的婉劝和要求早有准备。马氏并不拒绝行三跪九叩首的礼,但他有一个条件:中国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英国国王的像前作三跪九叩的答礼。他说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,他对中国皇帝愿行最敬的礼节;他所争的是中英的平等,是英国国王的尊严,是要表示英国不是中国的藩属。他把他的办法和苦衷函达当时的首揆和珅。中国拒绝了他的条件,他就决定以见英王最敬的礼来见中国皇帝。
马戛尔尼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)八月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在热河行宫两次见了高宗,两次都未跪拜。高宗虽敷衍了,赏了他及他的随员不少的东西,心中实在不满意,要官吏暗中设法讽令英人早回国。他所提出的要求,高宗以一道敕谕拒绝一切。
马氏的外交失败是由于中西的邦交观念之不相容。我们抱定“天朝统驭万国”的观念,不承认有所谓“国际”者存在;西方在近代则步步地推演出国际生活及其所需的惯例和公法。马氏的失败证明中国绝不愿意自动地或和平地放弃这种传统观念。因此中国外交史有一大特别:除康熙亲政初年外,中外曾无平等邦交的日子。在鸦片战争以前,中国居上,外国居下;鸦片战争以后则反是。
由现代中国人看来,马氏出使中国毫无直接的成绩可言,这已经够奇了,但连间接的影响也没有,这更奇怪了。马氏在中国境内逗留几及半年。在这时期内,中国官吏与他往来的也不少。有意反对他的如徵瑞、前任粤海关监督穆腾额、前任两广总督福康安,我们不必说。据马氏的日记,和他感情甚好的大吏也不少。直隶总督梁肯堂与他一会于天津,再会于热河。军机大臣松筠陪他游万树园,以后又陪送他到杭州。松筠曾办过中俄的交涉,马氏亦曾出使俄国,所以他们甚相得。浙江巡抚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龄陪他由杭州经江西到广东。就是当时主持朝政的和珅与他见面好几次。这些人——其他官阶更卑的如天津道及天津镇不论——马氏均说对他个人有相当的好感,尤其是松筠和长龄。何以这些人没有因为认识马氏而对外人的态度稍有变更呢?马氏所坐的兵船——比中国的水师船大五倍——及所送高宗的炮位和模型军舰当时也有许多中国人看过。何以他们对西洋军备无丝毫的警醒呢?英国这次所送的浑天仪实属十八世纪西洋科学及工艺的最精品。何以国人(满汉均在内)没有发生一点觉悟呢?马氏文化使命的失败足证中国绝不会自动地接受西洋的科学和工艺。
马戛尔尼在中国的那一年正是法国革命国会对英国宣战的一年。从乾隆五十三年(1793)到嘉庆二十年(1815),大英帝国的精力都集中于对法的作战。远东通商制度的改良只好暂时搁置。同时中国这方也是变故多端。嘉庆元年(1796),湖北教匪起事,蔓延四川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,至嘉庆八年(1803)始告平定。闽粤海盗蜂起,聚众到八九万人,船三百多只。西人被海盗架去而以重价赎回者有好几次。官吏如何虚报胜仗,如何“招抚”,在广州的外人知道得很清楚。内乱多,军费就多,十三行的捐款也就多了。外人觉得通商的困难日渐增多。等到拿破仑战争一终止,英国政府遂决计再派使来华,以求通商情形的改良。
嘉庆二十一年(1816),罗尔美都(Lord Amherst,阿美士德勋爵)的使节简直是个大惨败。因跪拜问题,仁宗竟下逐客之令。由北京返广州的时候,沿途的官吏多以白眼相待。西洋人从此知道,要变更中国的通商制度和与中国建立平等的邦交,和平交涉这条路走不通。

个人愚评

1840以前,外人都是想与中国有平等权利,可是天朝偏偏不给,40年以后,外人也不再给我们平等权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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